主管单位:中共青岛市委政法委 主办单位:青岛市法学会
今天是: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的有效辩护参与
作者: 吕泽华 王欢欢 来源: 未知 时间: 2018-01-25

       摘  要:  有效的辩护参与可促进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匡正量刑建议的合法性、保障程序选择的合理性、实现控辩对平等。值班律师侦查阶段缺失调查取证、阅卷权,司法实践中存在衔接失灵等问题;法律援助规定限制了辩护律师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机会。应赋予值班律师了解案情权、阅卷权、会见权等,构建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的衔接机制,将全部认罪认罚案件纳入法律援助范围。

      关键词: 认罪认罚从宽 辩护律师 有效辩护
      为推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要求”,201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推出《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提出:“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理论界与实务界学者也主张认罪认罚案件应当保证律师的有效参与,以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诉讼权利,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1] 参见朱孝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几个问题[J].法治研究,2016(5).][1](P44)反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还存在被追诉人能够获得的辩护机会不足,值班律师功能发挥不佳、衔接失灵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进一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完善。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中的辩护功能
  (一)弥补法律知识欠缺,促进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实施的根基所在。倘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是在非自愿,甚至是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做出的,那么越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越是容易造成冤案错案。[[2] 参见陈瑞华. “认罪认罚从宽” 改革的理论反思———基于刑事速裁程序运行经验的考察(J).当代法学,2016(4).][2](P68)在严重影响认罪认罚自愿性的诸多因素中,法律知识欠缺是其中的主要原因。根据对试点法院的调研,被告人中大专以下占98.7%,大专以上文化仅占1.3%。其中,文盲占5.19%,小学文化占40.26%,中学文化占53.25%。[[3] 参见郑敏,陈玉官,方俊民.刑事速裁程序量刑协商制度若干问题研究——基于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试点观察(J).法律适用,2016 ( 4 ).][3]不难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我国大都处于社会的、底层阶级,文化程度较低,法律知识严重欠缺。因此,弥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律知识的匮乏,提高司法认知的准确性、合理性,进而实现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就显得尤其必要,因此辩护律师的有效参是更为合理有效的选择。
    (二)匡正量刑建议的合法性,维护量刑公正
《试点办法》规定“同意检察院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条件。量刑上的合意达成是认罪认罚自愿性是否达成的关键节点。但是,检控机关的追诉犯罪职能要求,长期形成的追诉犯罪习惯倾向,难免在量刑建议上存在偏颇倾向。而且,无论是依据“疑罪从无”司法理念导致的追诉失败还是诉讼案累的工作压力,都有迫使侦控机关全力获得犯罪嫌疑人供述以夯实司法证明强度以及尽力简化诉讼程序处理的可能,这也就有了采取强迫、诱惑、欺骗等非法手段获取供述、乃至认罪认罚意愿的可能。这也意味着嫌疑人更加需要得到辩护律师的帮助以避免受到强迫、诱惑甚至欺骗,帮助其分析此罪与彼罪的区别以及有利于当事人的各种量刑情节,以此形成合理的量刑预期,让当事人更加理性地判断是否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避免其做出非自愿的认罪认罚。
(三)保障程序选择的合理性,实现案件繁简分流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程序分流,以实现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4] 参见熊秋红.认罪认罚从宽的理论审视与制度完善(J).法学,2016(10).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争议问题(J).中国法学,2017(1).][4](P97)《试点办法》根据被追诉人是否认罪认罚及后续可能判处的刑种和刑期的长短,设置了相对应的简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以及速裁程序等分流程序,并有撤销案件、不予起诉等截流机制,[[5] 《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第九条 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需要撤销案件的,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应当层报公安部,由公安部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第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也可以对涉嫌数罪中的一项或者多项提起公诉。具有法律规定不起诉情形的,依照法律规定办理。][5]赋予了当事人更多的程序选择权。目前,我国刑事案件发展态势呈现两种趋势,一是犯罪日益复杂、有组织化、涉经济性、甚至暴恐性,尤其是某些犯罪手段比较隐蔽的案件,如利用网络实施犯罪案件、“一对一”隐蔽性较强的犯罪案件等,侦查机关开展侦查活动以获取充分证据材料的难度更大。[[6] 参见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J).中国法学,2016(2).][6](P50)二是轻罪案件占比在整体刑事案件中呈现二八定律分布,量刑在3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案件所占的比例到2013年已超过80%。[[7] 参见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J).法学研究,2016(4).][7](P81)面对此如何严峻复杂的犯罪态势尤其是轻、重犯罪比例分布严重不均衡态势,已经不能再按照既有的老套路、老办法,有必要创新司法程序,乃至统筹改变审查起诉程序和审判程序以适应刑事司法新常态。[[8] 参见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J).中国法学,2016(2).][8](P50)对于严重复杂案件如能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效调动被追诉者司法合作的可能,则将不仅可以实现对复杂犯罪的有效追诉,而且可以更好的发挥恢复性司法的教育挽救功能。而对于轻、重犯罪不均衡的比例分布特点,案件司法处理的繁简分流则是司法效益的重要体现。因此,无论是严重犯罪的追诉还是轻重案件的繁简分流,都需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予以因应。然而,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可能会基于“讼累”、“超长羁押期限”等考虑,违心做出认罪认罚从而选择适用简易或速裁程序。此时,律师介入并提供有效、及时的法律帮助,会增强犯罪嫌疑人程序选择的信心,避免错误的程序选择,真正实现繁简分流的立法目的。
    (四)实现控辩平等,依法保障被追诉者权利
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中的理念与基本精神,控辩双方在认罪认罚协商过程中理应保持平等地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体现了国家与被追诉人的协商成分,将律师发挥作用的战场从“台前”转移到“幕后”。然而,被追诉人的司法劣势,虽然其是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辩护权力主体,但是与辩护权相关的权能,如阅卷权、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却是赋予了辩护律师。理性自愿的认罪协商应该建立在被追诉人充分知情情况下的认罪协商,就必须有辩护权利的有效介入与参与。毕竟律师通过阅卷并借助于审查起诉阶段向犯罪嫌疑人核实证据,可以最大限度的保障当事人实现知情权,可以更好的发挥其对等的辩护职能,依法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
二、律师有效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现实困境
  (一)值班律师制度存在侦查辩护权能的法定局限性
          
    《试点办法》虽然规定值班律师及时介入诉讼活动的职责义务,但通过与辩护律师的职能对比,可以发现值班律师存在辩护权能上的差异,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巩固了口供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案多人少的司法现状使得侦查机关通过获取口供来快速侦破案件的愿望十分强烈。不得强迫任何自证其罪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侦查机关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难度加大。于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进而调动犯罪嫌疑人的司法合作成为侦查机关缓解办案压力的一剂良药。而在此时,如何确保有罪供述的自愿性,如何确保认罪认罚的合理性,唯有依托值班律师通过咨询了解案情,查阅已收集的证据材料以及会见犯罪嫌疑人核实证据,甚至调查取证等方式来全面客观评估情势,确保有罪供述的真实性,为犯罪嫌疑人理性选择认罪认罚提供合理建议。这点也得到了学界主流观点的支持“作为辩护人不应仅仅局限于为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而应享有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9] 参见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争议问题(J).中国法学,2017(1).][9](P44-45)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阶段,援助值班律师被定位为提供法律帮助的人,不承担具体案件的辩护职责,不享有阅卷、会见、调查取证等权利。《试点办法》第八条仅规定侦查机关要听取值班律师的意见。[[10] 《试点办法》第八条规定:在侦查过程中,侦查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的,记录在案并附卷。][10]倘若值班律师在侦查阶段缺失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辩护权能,何以提供合理有效的辩护质询,因而容易引发侦查阶段有罪供述非法取得和非自愿取得的可能性。因此,值班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权能保障不足,必然导致供述自愿性保障不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基础必然产生松动。
    (二)值班律师制度存在司法实践上的功能发挥不佳、衔接失灵问题
据学界研究,全国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约为30%。[[11] 参见顾永忠.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辩护突出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16 (2).][11](P71)在刑事辩护律师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采用值班律师制度的方式予以弥补也未尝不可。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值班律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制度功能发挥不佳问题,比如值班律师参与不足。除司法实务人员理念的缺失,部分检察官对于速裁程序中律师参与并不持支持态度外,[[12] 根据学者调研,部分检察官认为,速裁程序的本质在于用被告人的认罪,从而在较为简易的案件中使得程序得以简化,并获得相对较轻的判决,而雇请律师进行辩护,本质上意味着对事实以及法律认定的异议。参见赵恒.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与律师辩护制度发展———以刑事速裁程序为例的思考(J).云南社会科学,2016(6). ][12](P110)犯罪嫌疑人对律师的偏见认识也是重要的主观原因。此外,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衔接不畅也是影响其功能发挥的一大病症。认罪认罚制度改革区分了值班律师和辩护人的职能,将出庭辩护排除出值班律师的职责范围。这种对值班律师和辩护律师作泾渭分明的职能切割,导致司法实践中值班律师不能成为最终的出庭辩护律师,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重复性活动,无法发挥律师全程参与认罪认罚从宽的协商过程,有效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功能。
    (三)法援规定限制了获得有效辩护的机会
2003年至2011年,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占法院一审刑事案件总数平均比例仅14.5%。有的地方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案件数仅占案件总数4.7%,如青海省海北州。[[13] 参见顾永忠,陈效.中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研究报告 ( 上)(J).中国司法,2013 (1).][13](P30)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后,[[14]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法律援助限于“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等情形。][14]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比例仍未得到较大改观。2013年较2011-2012年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平均只增加60.29%。[[15]转引顾永忠.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辩护突出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16 (2).][15](P71)可见,继续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是有效辩护面临的突出问题。这已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201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提出 “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法律援助机构在法院、看守所派驻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健全法律援助参与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工作机制”以及“建立法律援助参与刑事和解、死刑复核案件办理工作机制。”虽然《意见》扩大刑事法律援助范围有限但是已经体现出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适用。考虑到我国当前法律援助适用范围过窄,适用比例较低的司法现状以及贫困被追诉人对法律援助的需求,继续扩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案件中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是当务之急。
 三、律师在审前程序中有效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建议
    (一)赋予值班律师充分的辩护权,确保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值班律师的辩护参与应该是充分且具有实质意义的,不应该成为一种形式。为此,建议赋予值班律师充分的辩护权。首先,值班律师应该有全面了解案情的权利,这是提供法律咨询的前提。侦查机关应该保障值班律师对案件信息有全面客观地了解,掌握涉及犯罪嫌疑罪与非罪,罪重与罪轻的证据材料,因此需要阅卷权。其次,保障会见权是值班律师了解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真实性、自愿性的基础,是告知其认罪程序后果与实体结局的重要方式,立法应该保障值班律师及时会见犯罪嫌疑人核实案情,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权利。此外,供述的自愿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生命线,为此,我国应完善侦查讯问程序,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确立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权,以程序规范确保口供的自愿性。理论界早就有学者积极探讨律师在侦查讯问阶段在场的可行性。[[16] 参见顾永忠.关于建立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尝试与思考(J).现代法学,2005(5).][16]律师参与刑事案件讯问过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直没有得到立法认可,而值班律师是在被追诉人自己没有委托律师而法律援助律师又缺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替代性措施。目前已经在看守所、法院得到大范围普及,正好可以满足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的要求,以后逐步过渡到所有刑讯均应律师在场制度。
    (二)构建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的衔接机制
值班律师不同于辩护律师的功能定位导致其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功能受阻。为加强律师角色衔接,建议细化侦查、起诉、审判各个诉讼阶段的律师职责。具体而言,值班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提供法律咨询,讯问时在场,会见犯罪嫌疑人等辩护权能了解案情,核实证据来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值班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阅卷核实证据,协助被追诉人进行量性协商;值班律师在审判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确保量刑建议通过法院审查,帮助法官查明案件事实。此外,科学界定驻看守所、驻法院的值班律师与普通援助律师、辩护律师之间的地位,推进不同角色之间的理性衔接。可以规定值班律师有义务协助后续的辩护律师核实证据,调查取证。诚然,最合理的角色衔接途径是由值班律师承担前期的法律咨询与后期的援助辩护。[[17]赵恒.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与律师辩护制度发展———以刑事速裁程序为例的思考(J).云南社会科学,2016(6).][17](P120)应立法规定一旦援助值班律师得到犯罪嫌疑人的确认,值班律师即具有辩护人身份,可以承担前期的法律帮助与后续的辩护职责。
    (三)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将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明确规定为法援对象
     前已所述,法律援助需要通过申请以获得。既然是申请就得有批准程序,不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简案快办”的立法目的。因此,建议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将全部认罪认罚案件纳入强制法律援助的范围,保证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过程的有效参与。有观点认为在简单轻微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设置强制辩护制度有违反诉讼经济原则。[[18] 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J).中国法学,2016(2).][18](P58)但该观点经不起推敲。首先,认罪认罚案件确保律师充分参与,表面看似乎增加了程序的复杂性,考虑诉讼经济原则具有合理性。但正如前面所述,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充分且有效的参与,可以帮助当事人更好的进行程序选择,使当事人充分了解认罪认罚的权利及其后果,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反而更有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此外,如果案件涉及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尤其是涉及到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问题,律师参与具有必要性,程序简化并不意味着权利的简化,这点在《试点办法》上也已到了印证。
    (四)尽快落实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实现有效辩护
辩护律师享有调查取证权是全面核实证据材料、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前提,是提供有效辩护的重要保障。2012年《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地位,扩大了辩护律师的权利,但对辩护律师是否具有主动收集证据的权利却规定的模棱两可。《刑事诉讼法》第36条并没有明确提出辩护律师享有调查取证权。但《刑事诉讼法》第40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如果不能调查取证,此告知义务的现实可行性将打折扣。此外,《刑事诉讼法》第41条又进一步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可见,立法对辩护律师是否具有调查取证权前后规定不尽一致。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为此,建议尽快落实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明确辩护律师在第一次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以后可以进行调查取证,尤其是涉及犯罪嫌疑人罪与非罪的问题,扩充其提供证据的空间,以更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辩护实效。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2017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审判专项”项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的理论辨析与发展”课题(17CSPJ13)的研究成果,获中国法学会长春法治年会三等奖,作者分别为青岛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青岛法学会 版权所有 2010 鲁ICP备10005944号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韶关路13号 邮箱:qdsfxh889@163.com 传真:(0532)83877907 电话:(0532)83875787
技术支持:青岛网站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