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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涉众型经济犯罪高发影响社会稳定亟需引起高度重视
作者: 邢 敏 来源: 未知 时间: 2016-12-13

 近几年,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频发。结合司法实践,涉众型经济犯罪行为主要体现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非法经营等。此类犯罪除了具有涉案人数众多、涉案数额巨大等基本特征外,与群体上访乃至群体性事件之间具有高度关联性,是地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毒瘤。现以市南区检察院2012年以来办理的此类案件为例,总结此类犯罪行为表现特点,剖析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惩治与预防对策。

    一、我区涉众型经济犯罪主要特点及社会危害
2012年至2015年,市南区检察院共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82件198人,涉及受害群众数万人,涉案金额近百亿元。主要特点有:
(一)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涉案罪名集中
2008年至2011年期间,我院办理的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总数不超过20件,但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我院办理此类案件的数量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2012年是此类案件爆发的重要节点,同比增速高达560%;涉案罪名主要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占此类案件总数的60%以上。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大 
一是涉案金额巨大,损失难以追缴。我院办理的此类案件中涉案金额1000万以上的占76%,如泽雨集团董事长孔令奇等19名犯罪嫌疑人涉嫌非法集资39亿元、上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啸天等12名犯罪嫌疑人涉嫌非法集资案15亿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人使用资金用途广泛,不受规范约束,他们自身都无法对资金的收益及能否保本做出保证,到犯罪行为案发之时,涉案人多已资不抵债,极可能对投资人的经济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如我院2013年至2014年移送起诉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挽回经济损失率仅有22% 。其中办理的李君案,李君为赚取利差,以投资、理财的名义以月息2-3.5%的比例吸收存款,致使100多人的近3亿人民币借款无法偿还。
二是被害人人数众多,维稳压力大。我院办理此类案件中受害群众总数高达上万人,个案最少也有十几人,最多则达上千人。非法集资导致大量受害人“血本无归”,给受害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尤其是重重打击了老年人、失业人员等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基础。因此,在追赃困难甚至无望的情况下,该类案件的矛盾极易被激化,易产生上访、缠访现象。市南区作为青岛市的经济龙头区域,通讯交通发达、人员流动大,这使得涉众型经济犯罪所涉及人员的联络、聚集更加便利,加上受害人之间的串联、攀比、鼓动等又引发了大量集体访事件,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如2012年之前,我院无一起集体访发生,2012年之后因涉众型经济犯罪引发集体访80次上千人,单次最多人数达200余人。此类集体访往往有组织、有计划,且常以有病老人等为“筹码”,向司法机关施加压力,较易引发区域性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三是窝案串案多,影响一方金融秩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不乏“好利之徒”为了实现“钱滚钱,利滚利”的美梦,从下线揽财提供给上线使用,赚取中间的息差。因此,一个案件中常有多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人,一条资金链甚至涉及数名嫌疑人,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扰乱地区的金融管理秩序。如我院办理的龚建军案中,龚建军以8%的高额月息借款给隋志先。起初隋志先按照约定到期后归还本金和利息,龚建军见有利可图,便对外谎称理由,许诺以月息2%-7%的高额回报,先后向刘瑜、汤滨等29人非法借款2333余万元,再将吸收的资金以个人名义向隋志先发放高利借款,从中赚取息差。后因隋志先资金链断裂,无法归还本息,经受害人报案,两人双双落网。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作案方式具有隐蔽性、迷惑性
一是以高利率或者高回报为诱饵。我院办理的案件中犯罪分子均以承诺高利息为诱饵,以2%-8%之间不等的月利率向公众吸收资金,均高出同期银行基准利率7倍以上 。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人在实际支付高额回报时,经常口头约定或以现金的形式在收取存款的同时当场扣除或者予以支付,并未在借据等书面账面上反映出来。如我院办理的樊英案中,樊英在收到下线债权人李白龙的汇款后,直接将其第一个月利息扣除后汇给上线李君;办理的龚建军案中,龚建军向刘瑜借款时仅是口头约定为月息2.5%,并未在借据上注明。
二是以公司经营为幌子,利用合法经营形式掩盖非法活动。在经营过程中,犯罪分子采用真实项目和虚假承诺相交叉、正常经营与违法犯罪相交织的方式,加大普通投资者甄别的难度。如徐风强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伙同他人虚假注册投资公司,利用合法公司的外壳,以炒黄金收益好、投资返息高为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多达1亿余元。
三是利用欺诈性宣传。“公开性”是判定此类案件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不难发现此类案件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基本上都会通过纸媒、网络、移动客户端等平台进行虚假宣传,达到吸引公众投资的目的。如我院办理的某联储公司案件中,为了大肆吸收储户资金,该公司多次在我市多家媒体、电视台及部分社区投入广告宣传,在半岛都市报的宣传力度甚至占到三分之一版面。 
四是犯罪行为潜伏期长。犯罪分子制造多种假象,使投资者在开始阶段对投资的可靠性和盈利性深信不疑,同时由于投资者自身利益的驱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件在早期很难被发现,只有犯罪分子资金链断裂,不能及时支付投资者的本息时才东窗事发。如从2006年开始至2011年10月止,蒋华以支付高额利率的方式非法吸收20余人及公司的借款,直至将部分资金用于炒股、炒房、购车等投资造成巨额亏空,蒋华到青岛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投案自首后,该案件才浮出水面,从行为发生到案发时间将近6年之久。
二、我院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中的困难及疑点
涉众型经济犯罪尤其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之所以频发,不仅有民间投资渠道狭窄、行政机关监管不力、法制不健全等客观原因,同样存在受害人法治意识薄弱、投资热情高涨、盲目追求高回报、欠缺投资理性等主观因素。近几年,此类案件井喷性发展,给司法机关办案带来不少挑战,也暴露了办案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司法机关办案力量不足,专业化有所欠缺
经济犯罪手段的日益科技化、隐蔽化,对办案干警的专业素能、办案经验提出了更高要求。我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始终突出,干警年龄结构出现断层,侦监、公诉办案主力以30岁左右干警为主,队伍中多为刚入职的新生力量。具体到公诉科,共有政法编干警8人,其中女干警6人,具有三年以上办案经验的仅3人。人员少、人员新、流动快是我院办案力量的真实写照。在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时,由于新干警对此类犯罪的发展规律、查处机制研究不足、积累不够,缺少相关领域专业知识储备,存在将此类案件当作一般经济犯罪案件办理的情况,容易影响办案质量;在接待此类群体访时,也存在一些释法说理能力不强,接待群体访、化解矛盾的经验和有效办法不足等问题。
(二)案件办理周期长、效率低
由于涉及人员众多、资金收付关系复杂,查证工作遍布地区广,涉众型经济犯罪的调查取证需要司法机关跨地区、跨部门进行,加之被害人众多,查实被害人的工作变得更加艰巨。为了尽可能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都会将此类案件进行“两退三延” ,确保给予被害人充足的时间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案件经移送起诉到法院后,也因种种原因久判不决。因此,查办此类案件无论从立案取证、审查起诉还是到判决阶段,都需要“耗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最长办理期限,这就造成了此类案件的办理效率较普通刑事犯罪、一般经济犯罪案件低,惩治犯罪的效率、效果难以彰显,也由此加大了信访维稳压力。
(三)涉案财产的查控工作进展困难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受害人情绪激动、上访积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于追回涉案财产的迫切。但此类案件涉案财产流转和耗用速度极快,到检察机关时,涉案财产“查不到、控不住、追不回、发不掉”的问题一直存在。因此,检察机关在挽回群众经济损失工作方面难度较大,这也成为受害人缠访、闹访、质疑司法公信力的一个导火索。
(四)涉案罪名认定上存在分歧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集资诈骗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虽然两个罪名在认定上有模糊地带,但却在量刑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定性一方面影响到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在追回财产无望的现实情形下,受害人常以司法机关是否“严惩”犯罪分子作为判定司法公正的标准,若不能对犯罪行为准确定性,极易引发上访闹访,影响地区稳定。而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查处往往缘起于骗局“崩盘”后的个别受害人报案,此时距离犯罪着手实施已有相当长的时间间隔,定性存疑、案情复杂等众多问题让司法机关对此类犯罪行为的定性存在困难。而且公检法之间也没有通过召开联席会议等方式共同探讨此类案件的定罪量刑,直接导致了公检法不同阶段认定罪名不一致的情形。如2014年我院审结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过程中有无使用诈骗手段、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等案件情形,以集资诈骗移送起诉法院6件7人,法院仅判决2件,且均将一审判决罪名改变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决刑期都在3年及以下,受害人因此到我院集体上访、施加压力。
(五)协同化解信访矛盾的难度较大
从我院受理的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信访情况看,一方面,有的当事人有意识通过不同渠道打听犯罪嫌疑人的家庭关系、资金去向等信息,并以此来要求甚至是“要挟”司法机关做出强制性措施,甚至在司法机关未能满足其需求时制造社会舆论及矛盾纠纷,让司法工作变得十分“被动”。另一方面,涉众型经济犯罪所涉及到的利益关系不仅包括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以及受害人之间的矛盾,同样也有受害人与司法机关执法办案之间的利益关系等。目前,我区各个司法机关对此类信访矛盾并没有形成化解合力,此类信访矛盾也并未随着案件进展移转到相应的办理机关,而是集中到我院,陡增了我院的接访压力,浪费了司法资源,降低了工作效率。
三、加强涉众型经济犯罪惩治、预防工作的若干建议
由于涉众型经济犯罪危害性极强,相关部门需要高度重视,积极预防,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总体思路,逐步建立完善严密防范、灵敏预警、主动打击、稳妥处置的工作机制,有效预防和减少此类犯罪案件的发生。
(一)合理搭配人员队伍,加强业务培训,提升办案能力
顺应司法改革要求,创新执法办案组织机制,合理搭配干警队伍结构,由资深检察官与助理检察员组成办案小组,采取“以老带新”的方式,通过带领年轻干警参与疑难案件的办理等多种途径,帮助新入职干警尽快进入工作角色,增加办案经验,充分发挥老检察官“传、帮、带”的作用;强化专业培训,与大学院校合作,集中利用一段时间针对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疑难案件探讨等内容开展针对性、专业性的业务培训,切实提升干警的办案能力;注重提高干警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在处置集体访过程中讲究工作方法与技巧,通过面对面宣传,及时准确公布有关信息,主动引导舆论,消除群众对立情绪。
(二)创新办案工作机制,整合司法资源,增强治理合力
一是充分利用政法系统内外的配合协作、联席会议等既有机制。注意梳理现阶段惩治、预防涉众型经济犯罪工作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把办案中遇到的重大信访问题和办案部门之间存在的认识分歧及时上会研讨,争取达成共识,为上级机关和相关职能部门决策提供参考。针对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上访问题,可以以政法委牵头,成立联合协调处理小组,共同研讨处理方法,对其中一些涉及重大民生、弱势群体的案件,积极寻求区委、区政府的支持,有效利用资源,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争取风险早预警、矛盾早化解、争议早解决。
二是要推动建设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进一步推进符合查处涉众型经济犯罪实务需要的个案协调会商机制建设。对于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立案侦查的线索、案件,或者定性存在重大争议、取证工作进展艰难、集体访告急访频发的案件,检察机关一方面要第一时间收集信息,并在接到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通知后及时开展案件咨询、备案审查等工作;另一方面要在参与个案协调会商时跳出一时一地的局限性,与有关部门共同拟定执法办案、化解矛盾、社会治理的有力举措。同时,检察机关需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过程中,要重视暴露出的行政监管部门在监管中的漏洞和缺陷,及时向政府和有关行业提出检察建议,尽快弥补漏洞,提高社会的防控能力。对于在办案中发现的涉及职务犯罪的线索,要及时移交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予以查处。
三是加大司法资源的投入。探索建立公安、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机制,借鉴江苏省等相关省市的经验,实现涉众型经济犯罪专人办理,并联合社区群众等各种力量,排查社会上的隐患苗头,提前介入相关案件的侦查,尽可能查明涉案资金的去向,为最终最大程度挽回经济损失奠定基础。对特别重大的案件,侦查机关立案后应当及时将案件基本情况、案发背景等信息通报同级检察机关。符合提前介入条件的,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应立即派员介入,引导取证。其中,对于疑难复杂的案件,可以通知本院公诉部门共同介入。提前介入的检察人员应当参与侦查机关的案件讨论、勘验、检查、复勘、复检,拟定讯(询)问提纲、要点,审查讯(询)问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确保所收集的证据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案件事实,防止出现遗漏取证、鉴定等情形。在介入侦查阶段,要重点关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等法律适用问题、涉案财产查控问题以及涉案矛盾化解工作,防止社会矛盾激化。 
(三)对外联络协作,构建防范网络,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
一是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应加强涉众型经济犯罪隐患排查。以涉众型经济犯罪风险苗头为重点,对相关企业进行摸底排查,对发现的风险企业予以重点关注,对金融风险苗头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早化解,避免以怕耽误企业发展、行为定性难、参与者应自负盈亏等原因,对明显的大规模涉众型经济犯罪现象放任不管,或只提醒不处理,没有强制整改措施,造成泡沫越吹越大直至破裂。
二是工商部门应加强对投资管理类公司市场准入和日常监管。严格准入到位,严格审查股权变更、转让事项,预防出现股权纠纷。根据省政府关于规范发展融资机构的意见,对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实行注册资本实缴制等防范金融风险措施,防止该类公司无任何担保财产,一旦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血本无归的情况。
三是新闻媒体广告主管机构应严格涉众型经济犯罪类广告清理。广告必须合法,尤其是官方媒体报纸的广告,因其官方平台而备受群众信赖,群众认为广告播出方负有对广告合法性审查的责任,凡是已经播出的就说明是合法的,因相信媒体广告而上当受骗者不在少数。因此,必须对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及其经营的其他广告发布实体(含互联网站、手机APP、报刊、杂志、户外广告、户外大屏幕等)刊播融资内容的广告进行严格审查,对吸收公众存款类的广告资讯信息开展清查整顿,防止利用广告使群众受骗。
四是街道办、社区应统一开展反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宣传。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受骗群体集中在有钱有闲、金融风险知识欠缺、防范意识差的中老年群众中。社区应利用与该部分群众接触较密切的优势,统一设置打击和处置涉众型经济犯罪宣传栏,摆放宣传手册,入户发放致居民信等,使居民通过更多渠道生动直观地了解涉众型经济犯罪的表现形式和危害性,进一步提高对集资存款类陷阱的识别与防范能力,从源头上防控金融风险。
 
(本文获中国法学会济南法治年会三等奖,作者为市南区人民检察院 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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